不久前，38歲的網易公司前代理首席執行官孫德棣病逝，當人們還在熱衷討論IT人的“過勞死”話題時，網易已低調宣布CFO李廷斌和COO董瑞豹聯合接替孫德棣的工作。

　　粗略算來，這至少已是今年全球發生的第六起CFO代理CEO的重大人事更替事件了。

　　9月26日，新浪任命公司CFO曹國偉為總裁兼CFO，再次確認了曹作為CFO對公司的貢獻和所擔任的重要角色。

　　為了進一步理清中國CFO在公司中的權力、地位、薪酬、工作職能、橫向與縱向關系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首席財務官》雜志率先在國內發起“2005年度中國CFO生存狀況調查”。歷時3個月，針對國內上市公司、民營企業、大型國企、外企的CFO、準CFO以及財務總監、高級財務經理人，先后發放5萬余份問卷，其中有效回饋問卷1710份。經有關專業機構的匯總、分析、整理之后，形成這份“2005年度中國CFO生存狀況調查報告”。

　　中國CFO們形形色色的臨界生存狀態，生動展示了這一崛起中的經理人群體的尷尬位置。逼近權力核心卻遠未登堂入室，角色疏離且核心使命遠未達成。

　　位高權不重

　　本次調查顯示，本土CFO的權力地位依然處于“位高權不重”的狀態。盡管有68%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屬于公司的決策層，但能夠直接向董事會匯報的CFO僅占受訪者的15%，這個數字意味著中國公司治理結構遠未形成有效的“信托責任制”，而“信托責任制”失范，恰恰是本土企業經營權和所有權分不充分、不規范造成的。因此，作為郎咸平和顧雛軍的口水大戰結束的標志性事件，科龍公司總裁助理兼CFO姜源與董事長顧雛軍一同落得個被監管的下場，我們回頭再來看這件事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中國CFO在企業里權力普遍偏小，其中，只有22%的受訪者表示在全面預算管理上有決定權，高達62%的受訪者只有建議權，甚至還有10%的受訪者表示在這一問題上“沒什么權力”。同時，只有23%的受訪者表示在全員績效管理體系建設上扮演主導者的角色，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更多地扮演著參與者的角色。

　　我們認為，上述情形的出現，固然與中國CFO地位不明朗有一定關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傳統的預算管理和全員績效考核體系的諸多缺陷投射在公司權力分配上誘發了這一結果。

　　薪微言不輕

　　如果看到今年4月7日出版的《商業周刊》，相信中國的CFO們心中一定會五味雜陳。這期的《商業周刊》中一篇文章指出：惠普公司CFO羅伯特·韋曼僅僅在代理CEO短短的52天中就拿到了300萬美元的驚人薪水。

　　有了這一參照，我們完全有理由把中國CFO階層目前的薪水狀況定義為“微薄”狀態。盡管明確表示對自己薪水狀況比較不滿或嚴重不滿的受訪者僅占26%，但從進一步的“中國CFO薪酬水平調查”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CFO階層的薪酬狀況基本上呈以年薪10萬元為軸心的正態分布形態，其中年薪超過50萬元的僅占受訪者的7.3%.

　　盡管中國CFO整體薪水情況并不能令人滿意，但是他們在企業內的話語權倒并不能因此而小視。有57%的受訪者表示，企業一把手決策時會經常征求自己的意見，只有10%的受訪者沒有機會對一把手的決策表達自己的看法。而且，接近7成的受訪者表示，自己能夠經常參加公司的高層會議，同樣也只有10%的受訪者被屏蔽在高層會議之外。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我們認為，出現這種“薪微言不輕”的狀況，與中國企業一把手的出身和綜合素質有比較明顯的關系。財務在現階段畢竟還是一個技能性很強的工種，如果沒有一定的實踐經驗，以及相應的知識背景，企業一把手在閱讀各類財務報表和處理重大的投資、經營等問題的時候，肯定難以讀懂隱藏在背后的數字邏輯關系，進而很難發現企業運營的各種問題所在。

　　溫故不知新

　　在中國CFO主要工作職責調查中，我們發現，目前中國CFO的工作重心主要還聚焦在傳統財務管理上，綜合財務管理、稅收籌劃、風險控制、制訂與公司戰略緊密相連的財務戰略、籌集資金等項職責，均被40%以上的受訪者確認為自己的主要工作職責，而投資業務、與投資人溝通等事務，被列入主要工作職責的比例明顯偏低。而造成上述現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和中國CFO的出身背景和教育背景是分不開的。中國CFO就任現職前的背景調查結果顯示，有57%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出身于財務經理，而有會計師事務所背景的僅占12%，還有31%的受訪者的任職背景過于龐雜散亂，無法看出趨勢和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