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公司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逐步增強，傳統的CFO已無法適應全球化經營和跨境競爭的要求。CEO們希望CFO向戰略、經營型、國際化視野轉型，并為公司提供更多的決策支持。”上海國家會計學院鄧傳洲教授一語中的。

　　在這種需求下，越來越多具有嫻熟財務技巧、良好教育背景和光鮮職業經歷的傳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高級經理、投資銀行家轉崗進入企業，成為CFO、財務總監。四大的合伙人、投資銀行家，都處在職業的頂層，被尊為“金領”，我們暫且將這類轉型CFO稱為“金裝”CFO.

　　“我們不得不承認，四大對中國的財務發展是有功的，他們給中國企業帶來了全球最領先的財務理念和管理方法，為中國培養了幾代的財務人才。”由普華永道中國的跨國事務合伙人跳入百度擔任CFO的王湛生對四大不乏溢美之辭。

　　這些四大合伙人和投資銀行家向CFO的轉型，簡練地揭示了中國公司財務部門的轉型任務——從財務控制到戰略資本運營。在絕大多數中國公司里，這一任務尚有待完成。

　　環境沃土

　　“國際化的CFO需要關注經營的國際化、價值創造和公司流程再造。”飛利浦公司副總裁、原CFO達德利·尤利斯反復提及這三個主題。與很多大型國際化公司和CFO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類似，這也是為何中國企業拼命追求金裝CFO的原因。

　　隨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和美國《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在今年的同時生效，由此引起的“人才爭奪戰”的激烈程度也接近頂峰。

　　同時，越來越多的CFO成為溝通企業和股東的橋梁。在這種情況下，“CFO們要向一個混合的投資群體報告經營結果和財務狀況，具備國際化視野并了解資本市場的CFO自然供不應求。”普華永道財務及成本管理團隊的調查發現，CFO財務職能和工作方式的轉變正掀起一個新的浪潮，而普華永道等傳統上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就成了培養這種新型CFO的黃埔軍校。

　　“一些投資者持全球化觀點，而另一些可能地方觀念更強，他們的發展目標也有所差異。因此，CFO需要適當地協調與投資者的關系。”中國公司這種雙向且矛盾的投資者關系需求，使得真正合格的CFO很難產，但又恰恰為四大的合伙人和高級經理們轉行提供了空間。熟練的財務操作技巧之外，與國際投資者溝通所需的流利英語口語和遍布中國的人脈關系，讓四大的職業經理人恰好吻合中國企業在高速國際化擴張這個特殊時期的特殊需求。

　　在企業需求的“吸力”對這種“金裝”CFO的拉動以外，整個中國的財務環境更是形成一種無形的推動力。

　　曾經習慣于在管理模式和理念上“守弱”的中國企業大多對四大頂禮膜拜，四大在中國財務會計領域幾乎就是“標準”的代名詞，這種“近乎”神話的氛圍導致中國企業非常認可四大的經理人，這也為“金裝”CFO的大面積出現創造了條件。

　　會計師變局

　　會計工作性質的改變也驅使一些四大的高級經理轉變觀念，紛紛跳進壓力更小、更能夠展現自身價值的企業。

　　“我發現那些東西極端枯燥乏味，那不是我有興趣做的事情。”羅里·達夫（Rory Duff）就是跳槽者之一。他離開了已工作5年的德勤，前往一家小型私人股份公司。“比起給別人提建議并看著他們做決定，我更愿意親自為決策承擔責任，”他說。

　　人們向來嘲諷會計職業單調枯燥，對許多會計人員而言，事實上這聽起來愈發屬實。這并不是因為喜劇片《Monty Python》中“搗弄數字”“的形象，而是由于存在許多合規要求。合規要求正成為一種新形式的繁瑣勞動，驅使人們離開這一行業。

　　在會計師行內高層，隨著報酬的增加，人員的流動性也隨之下降。但依然不乏跳槽者。如阿斯利康（AstraZeneca）首席財務官喬恩·西蒙茲（Jon Symonds）就曾是畢馬威的合伙人。各公司正逐漸失去一些最棒的員工，因為許多工作已變成了“打勾題”，“判斷力的運用正逐漸變得有限，”他說，“這可能意味著有更大抱負或者樂于獨立思考的人會感到氣餒。”

　　再造英才

　　無論外部世界的推動還是企業拉動，事物的發展更需要的還是內因，在造就“金裝CFO”的諸多變革向量中，卓越的個人能力起著決定性作用。“在我們學校，能拿到四大的offer（錄取通知書）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不僅同班、同級同學會羨慕，甚至連下幾屆的師弟師妹們都會羨慕不已，常被拿來當作標桿榜樣。”某名牌財經院校就業中心老師用了一個橫向的對比來向《首席財務官》介紹四大招聘的難度，“要知道，本科生中只有年級排名前十位的學生才有可能被四大邀請參加招聘考試，否則連機會都沒有，而且招聘還是多道關卡、百里挑一。”

　　雖然帶有濃烈蘇聯味道的中國教育制度下成績并不能衡量一切，但此后繁瑣且嚴苛的招聘手段保證了能夠進入四大必定屬于“精英”。這也可以佐證中國公司崇拜四大是有緣由的。

　　對于新員工，四大并不計較其財務背景和技能，更關心其自身素質，畢竟技能都是可以培養的。他們也深信自己的培養機制絲毫不遜于任何一個財經院校。“為了保證在中國高速的擴張，應接不下暇的業務讓四大不得不接受一些沒有財務背景的新人，而后跟據員工的不同背景和階段，分別實施培訓，這種培訓是持續的，只要你待在事務所一天，就要接受這種培訓。”一位前普華永道合伙人這樣評價其老東家的培訓機制。

　　身在四大的經理人每天接觸可稱案例的經典項目，久而久之，其工作技巧和視野理念必然有質的飛躍，因為這里規范化的工作模式和管理系統需要思考更細致，并且會慣例式地被提問“為什么我們一定要這么做”。

　　對于每一類項目，四大都有一套明確的操作模式和系統，例如對于審計的質疑分析方式，都是四大的精英們精心設計出來的，能把里面的每一個問題都搞明白，就已經很“牛”了。

　　“四大的精英篩選以及培訓機制很容易保證經理人的質量。”原安達信中國區合伙人、總裁余楚媛在坐上搜狐公司CFO的位子上后，坦言安達信給了自己很多職業技能和經驗，也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在安達信工作壓力很大，那種體制是UP OR OUT，不能升職就只有離開，每年都會有很多人離職。”

　　特有氣質

　　層層選撥的職業經理人不一定是最優秀的，但一定屬于最優秀的群體，把他們作為CFO的獵頭對象是再合適不過了，四大的篩選讓這些“準CFO”的能力得以保證。而除了公認的財務技巧等能力之外，四大中幾乎標準化的職業精神和敬業精神更值得準CFO們學習。

　　“無論你在何時何地碰見他，他的臉上都掛著那一副職業但真誠的笑容，讓你有一種非常舒服愉悅的感覺，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經理人。”百度搜索技術開發部一位王姓女工程師這樣評價他們的CFO王湛生，“所有的一切都必須按照程序去做，從人治到法治，他的職業化改變了整個公司的管理風格。”

　　湯美娟，加盟TOM之前，這個土生土長的香港女人已經取得了令人炫目的履歷表。從安達信最年輕的合伙人到平安的管家婆，又從僅次于馬明哲的二號人物位置轉為TOM的首席財務官，湯美娟正在不斷挑戰她個人職業生涯的一座座高峰。而從現在開始，她的未來將與李嘉誠的TOM集團緊密聯系在一起。業界普遍的觀點是，湯美娟的到來將為TOM的內部整合工作帶來新氣象，或許從最基礎的統一財務平臺開始，TOM曾一度廣受垢病的整合問題將真正步入正軌。

　　相比王湛生，TOM的CFO湯美娟更是職業得離譜：“我自己的錢是請別人來管理的，我沒有時間去管這些事情，抽出來讓別人做，自己也會輕松一些。”

　　TOM集團CEO王雷雷是做風險投資出身的，充滿熱情、健談，喜歡在談話過程中始終保持主動。湯美娟穩重，得體，惜字如金，其職業經理人風格與CEO正好互補、相得益彰。有熟悉湯美娟的員工私下表示，工作時的湯美娟甚至可以用嚴厲形容，與其嫻靜的外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TOM這樣一個以并購起家的跨媒體集團來說，令行禁止是統籌財務工作的最基本要求。

　　亮鏡子的背面

　　普華永道的調查結果證實，由四大轉型的CFO有一個優勢，即重視技能、問題解決能力、管理變革能力和團隊精神。

　　調查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職業變化之快——能夠在30歲之前被任命為CFO對很多人是沒想到的。然而，在所有的企業部門中，財務常常能最快進入董事會。這樣留給他們規劃自己職業發展的時間往往極為短暫，而CFO的操作能力也可能不足。

　　但也有一些例外，即來自財務管理或戰略咨詢領域的CFO.這些人擁有的資源或經驗使他們能主導或執行企業大宗交易——他們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們的操作能力。不過，如果他們缺乏足夠的基本道德，則會給公司帶來危險。例如一位這樣的CFO負責大宗收購，他必須保證遵守《公司法》。

　　不過，四大也有一些扯不清的問題，如長期以來，安達信與美國垃圾公司在人事關系上存在密切聯系。美國垃圾公司自上市后直到1997年的26年間，每一任財務總監（CFO）和總會計長（CAO）都曾在安達信做過審計業務。在整個1990年代，美國垃圾公司關鍵的財務、會計崗位上，有14人是安達信以前的員工，盡管這些員工離開安達信的年頭大多在十年以上。對此，美國公司曾一度非常質疑這些公司財務審計的獨立性。不過，雖然存在人事上的聯系，并不必然導出“安達信缺乏對美國垃圾公司的獨立性”的結論，但其影響難以否定。

　　環境在不斷變化，專業知識和技能在不斷推陳出新，工作在不斷提出新挑戰。對于中國CFO這一新興的職業群體而言，增進行業經驗、促進行業交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