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國家富豪與社會的沖突最終會以什么方式收場？

　　王明夫很激忿：你沒有深入到企業家的精神后花園，你和他們沒有靈魂深處的交流，你不知道他們在白天的風光之后晚上回家后的狀態，你不知道最需要奔放的創造力的企業家人群的真實精神狀態—他們現在渾身佝僂起來縮成一團！

　　身材瘦小的王明夫，用如此激忿的聲調向我喊出如此憂憤的話，完全不像一個理智的投資銀行家或管理顧問，也不像平時的他。我們是老朋友了，他用半年時間寫了一篇3萬字的論文《企業家雇傭資本—用肅穆的學術邏輯為企業家主權唱響時代圣歌》讓我看，后來發現論文到我手上后還沒有引起他預料中的強烈共鳴后，憤然說出了這番話。

　　稍稍平靜一點后，他慢慢說：我是做戰略咨詢的，越往下做越發現，中國的企業家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有長遠的戰略考慮。

　　我真的沒有意識到問題會有這么嚴重。

　　王明夫憤怒過后不久，我又讀到一篇文章。是兩位美國商學院教授寫的，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戰略（見本期第127頁《GDP優先，還是企業家優先》）。大意是，中國在追求GDP高速成長時，印度卻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本土民間企業家群體，“正當中國使自己的企業家軟弱無力時，印度卻一直在使本土企業家的日子過得更加輕松。……印度的企業家已成為民間英雄。印度大眾對大企業首腦的阿諛奉承肯定會讓尼赫魯震驚。”結果會怎么樣？文章說：印度的先打牢基礎再發展的方法也許更加高明。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和印度今天處于什么位置，而在于它們明天將處于什么位置。這篇文章在印度引起強烈反響，但在中國似乎沒聲沒響。《華爾街日報》為此又發表了一篇有趣的評論，比較這篇文章在中印兩國的不同反響。

　　聯系到中國民間富豪這兩年灰頭灰臉、自顧不暇的實情，這應該是近乎真實的描述。

　　中國出事的企業垮臺太快。在轉型過程中，先富起來的人財富積累不規范、不正當，這是全世界轉型經濟的通病。他們也許不一定值得同情，但是大家要想，中國人做企業不容易，中國人做商業不容易，中國的企業的垮臺太快了。一方面，我們平時監管企業好像比較軟，另一方面，在企業出事的時候又非常硬，很快就讓一個企業完蛋。你看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在美國網絡泡沫中間，有無比多的企業遭遇困難，有無比多的企業遭遇質疑，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他們的企業那么快地倒臺，安然那么大的丑聞，到今天還在經營，世通還在經營，韓國那么多的大公司經過改造以后還在經營，日本企業也是這樣。只有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一旦“出事”，往往家破人亡，企業一夜垮臺。

　　中國對出事的企業家量刑過重。巴林銀行的一個交易員利森導致了這家百年銀行的破產，不過是關了幾年就出來了。商業人物的量刑在海外是比較輕的，你可以罰款，也可以坐牢，但他畢竟不是重罪、死罪。但是中國對于商業人物對于企業家的量刑是比較重的，一弄就無期，所以大家都害怕，所以有那么多企業家逃亡。兩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失蹤的董事長》，中國的企業家一旦有問題就跑了、逃了，這在全世界商界也是比較少見的。

　　轉型國家富豪與社會的沖突最終會以什么方式收場？恐怕沒有誰能說得清。不過，如果聽任這種沖突延續激化下去，最后受影響的恐怕不止是有問題的轉型富豪。一種對企業和富人深深懷疑的社會心理，如果在一個長期“患不均”的國度里發酵下去，將會產生可怕的放大效應，其結果是什么，我們可以想像—不是群眾革命式的剝奪，就是企業家與財富的慢性流失、萎縮。

　　新任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先生（他是當年向毛主席提出“朝代周期律”疑問的黃炎培先生的孫子）最近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貧富差距不是先富起來的人造成的，現在還有一部分人沒有富起來，當務之急是研究如何讓他們富起來，而不是研究先富的人是怎么富的。相信他說出了一大批民營企業家的心聲。

　　也許，現在真的到了該清醒認識“追查富豪”的放大效應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