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大煉鋼鐵的場景，至今歷歷在目。筆者那時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跟著大人們到處找廢鐵，從家里的舊鐵鍋，到院墻柵欄的殘片，悉數搜來，投入磚頭泥石搭建的土高爐中。開爐出鐵時，敲鑼打鼓，熱鬧非凡。定睛看去，一團黑紫色渣滓攤臥坑中。“這就是鐵！”，不知誰高喊一聲，鑼鼓聲又起，眾人抬著自煉的鐵，歡歡喜喜報功去了。

　　當年大煉鋼鐵是要超英趕美，結果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1960年，我國的GDP下降了0.3%，1961年再降27.3%。我國的GDP于2005年超過了英國，這是拜改革開放之賜，而不是群眾運動的成果。

　　經濟建設不能搞群眾運動，因為現代經濟是專業化分工的經濟，是專才與專家的經濟。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入，個人的知識和技能越來越專門化，教師不知道如何煉鋼，工人不懂得如何種地。每個人都必須依賴他人的專長，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獲得自己不生產但又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實際上，市場經濟的效率正源于社會分工與交易的發達。

　　大煉鋼鐵的錯誤在于反其道而行之，否認社會分工，將專才擅長之事交給大眾。然而，遠久的愚昧不斷翻版為時興的狂熱，從“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天然合理”，到眼下的全民炒股，無不透射出傳統觀念與現代社會以及市場經濟的沖突。

　　個人炒股固然為其權利，不可剝奪，但也沒有必要提倡。世界各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歷程表明，機構投資者構成市場的中堅，越是成熟的市場，散戶的比重就越低。上億的投資者開戶數量并非市場發達的指標，卻正好反映了它的落后。

　　散戶不能作為市場主力，有其經濟學的道理。散戶投資不做研究，不看公司基本面，最流行的方法為跟風炒作。投機賭博在散戶中盛行，原因不在于天性好賭、經驗欠缺或者智商低下，而是成本—收益對比基礎上的理性選擇。

　　研究乃一項固定成本，因而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效益，即投資量大到一定程度時，從事研究才是合算的。分析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計算公司的估值，拜訪公司了解管理層，參加股東大會，所有這些活動都需要時間和資金的投入。如果研究一家公司的成本為5萬元，10家就是50萬元，假設20%的投資收益，至少需要250萬元的投資量，投資收益才足以彌補研究成本，研究才是有利可圖的活動。若將財務、投資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訓成本包括在內，對投資量的要求就更高，往往高到散戶無法承受的地步。

　　散戶炒股的第二個劣勢是信息。機構投資者訂閱各種報刊雜志和數據庫，有著廣泛的非正式信息渠道，頻繁地實地調研上市公司，并得到證券公司的研究與服務支持。機構根據所獲信息進行證券的買賣，將信息融入股票價格，提高了價格的信息含量也就是市場的信息效率。散戶只有市面上的流言，或者二手、三手消息，不僅對市場的信息效率毫無貢獻，反而增加了市場“噪音”，并且因為“后知后覺”，經常淪為接盤手，陷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窘境。

　　全民炒股的第三個問題是道德風險，即顯性或隱性的擔保機制引起的過度冒險。道德風險的根源是風險和收益不對稱，家里的孩子踢球打破人家的玻璃，如果父母不去教育懲戒，簡單地賠償鄰居的損失了事，可以預見，下次足球將會落到鄰居的飯桌上。家長的擔保降低了做錯事的成本，鼓勵了孩子的冒險行為。

　　政府與股民的關系與此類似，炒股的人多了，市場波動就被拉到了事關社會和諧的高度。盡管賺錢時從來不說和誰分享，一旦賠錢卻要政府負責，罵娘還算克制，動輒以上街、跳樓相威脅。如同家長混淆了對子女的關愛和溺愛，政府也錯誤地將保護投資者權利等同于保證投資回報，以托市為己任，造成收益和風險的嚴重失衡。有了只賺不賠的底線，投資者大膽地放手搏擊，市場系統風險因此而急劇上升。

　　凡散戶主導，市場就擺脫不了高風險和低回報的困擾。臺北市場散戶占了大多數，市盈率低時20倍，高時則在40倍以上，從1989年6月到2007年6月間，經歷了六次市盈率的大起大落。同期，以機構為主的香港市場市盈率在10倍和20倍之間波動，不僅幅度小得多，而且只有過三次超過50%的深度調整。

　　頻繁和大幅度的振蕩意味著高風險，但臺北散戶承擔的高風險并未帶來高回報。1984年6月，臺北綜合指數與香港恒生指數均為900點，從那之后兩者拉開差距，2007年6月臺北指數為8800點，仍低于1991年的歷史最高12000點，而恒生指數不斷創下新高，今年6月達到了21700點。

　　為了突破散戶投資的局限性，進入本世紀后，臺灣開始發展機構特別是外資機構投資者，外資機構占市場交易量的比重從2000年前后的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20%。外資機構的參與建立了價值投資理念，穩定了市場，降低了估值重心和市場風險。自2004年中期以來，臺北市場的市盈率一直在20倍以下，再未出現過劇烈的振蕩。另一方面，低估值并未妨礙價格的上升，臺北綜合指數在過去三年間從5600上升到8800，投資者獲得了57%的收益。

　　理論與國內外的實踐都證明，鋼鐵不是群眾能煉的，股票不是全民能炒的，資本市場的長治久安之策，仍在深化社會分工，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