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民間債務危機有望成為倒逼民間金融合法化、規范化的改革契機。

　　日前，溫州市制定了金融改革創新行動方案。方案稱，要爭創“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制定《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并爭取在國家和省級獲批。

　　民間金融新政

　　溫州此次民間金融“新政”，將著力發展小額貸款公司、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民間資本管理服務公司和股權投資機構等四種市場主體，并從配套服務和監管方面提供保障。

　　溫州將積極向上爭取深化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力爭在融資比例、融資渠道等方面有所創新突破。計劃到2011年末，全市小額貸款公司數量比年初增加30家，達到50家，資本凈額總量達到80億~100億元；貸款余額達到100億~120億元。到2012年，小額貸款公司達100家。

　　同時，將啟動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對全市11家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進行股本金擴充，市區3家引入省級、市級、縣級國有企業各占總股本9.9%的股份，其他8家縣域機構實行市、縣兩級國有企業參股各占總股本9.9%的股份。

　　此外，溫州將開展民間資本管理服務公司試點，其資金主要用于對縣轄范圍內的企業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經濟組織及其項目進行投資。

　　最后是促進股權投資業發展。計劃年內完成溫州人股權投資基金1號首期募集2億元資金。推動股權投資機構集聚和設立，建立溫州人股權投資行業協會。

　　為了引入外部資金和專業技能，溫州將引進全國性金融機構在溫州設立專業機構，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同時，也為民間金融組織配套服務、幫助民間借貸走向規范。確保年內新增5家銀行小企業專營機構，確保小微企業的貸款增速高于全市全部貸款的增速。

　　為了促使民間借貸行為陽光化、合法化，溫州將組建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為民間借貸雙方提供供求信息匯集與發布、借貸合約公證和登記、交易款項結算、資產評估登記和法律咨詢等綜合服務，年內選擇1個縣（市、區）先行啟動試點工作。

　　在監管方面，將組建溫州市地方金融監管中心，創新地方金融組織監管。

　　在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看來，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的核心是要整合規范民間資本，著力將溫州打造成全國“民間資本集散中心”。

　　他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溫州成為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浙江省非常支持，已經以省政府的名義上報給了國務院。“我相信會很快批下來。”

　　溫州8000億民間資本中，1200億是借貸資本。周德文告訴本報記者，在過去30年中，溫州積累了大量的民間資本，以前都是無序流動，哪里熱就投向哪里，沒有讓其發揮更大的作用，現在溫州在“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框架下大膽改革，推出各項方案，比如說到2012年，小額貸款公司達100家，民間資本就有出路了。

　　“事實上，這次的危機，也可以倒逼，使溫州的經濟和資本實現轉型。”周德文說，由于政府打擊高利貸，現在民間借貸也開始慎重，不貸了，使得企業借不到錢。“上半年利率高還可以借到錢，現在借不到了。也只有規范了，貸方和借貸方才會放心。”

　　溫州銀監局局長張有榮則對本報表示，銀行和民間借貸有不同的服務對象，且放貸偏好也不同，二者是錯位的。對銀行來說，越是能夠承受高利率的客戶，越是高風險客戶。“在對民間借貸規范后，應該說會使得企業的民間融資成本降低。因為民間借貸的利息如果超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4倍，就不受法律保護。”

　　在試驗區之下，包含了溫州當地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決心和方案。周德文透露，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打算發起成立溫州金融資產交易所，具體方案正在制定中。

　　改革任重道遠

　　昨日（10月19日），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博客)（微博）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溫州的方案確實放開了一些管制，有些新意。

　　郭田勇引述溫家寶總理的一個論斷：民間借貸之所以阻擋不住，就是因為民營企業有需求，而金融機構又不能滿足。正門開得不大，那旁門就要開。民間借貸要規范管理，防范風險，其目的是使它健康發展。郭田勇認為溫州正在將“邊門”打開。

　　不過，上海交大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認為，方案中擴大小額貸款公司的規模還是杯水車薪。“小額貸款，顧名思義就說明這個行業的基本功能就是提供比較微小、個人的信貸，它似乎還比較難解決溫州一些企業較大規模的資金需求。”

　　郭田勇也認為溫州的金融新政還需要開放更大的額度，“這種改革還需要更實質性的內容。比如銀行業能不能對民營資本放開，或者說把現在的小額貸款公司提升為銀行，民營資本應該有更大規模的施展空間，也即是說這個邊門還要敞得更開。”

　　不過，朱寧也提醒說，放開也要注意到民間資本自我管理的能力，雖然他們資金雄厚，但是未必能充分掌控好風險。

　　郭田勇參與過國家“十二五”金融規劃的討論，他說規劃上對于民間資本的開放與鼓勵都有一些原則性的規定，但是還沒有具體的措施，而且目前已經出臺的支持政策也沒有落到實處。

　　“這一次溫州的危機，我覺得是一個契機。至少社會各方面已經達成共識，危機的爆發和正門開得不夠有關，和市場封閉與壟斷是有關的。溫州的方案如果實行，對開放民間資本、防止壟斷是有好處的。”郭田勇說。

　　朱寧也認為，這次溫州危機也反映出，過去的宏觀調控過度依賴于調存款準備金率，這間接導致了民間借貸的風起云涌。實際上應該多通過利率的調整來達到目的。這也是未來金融改革的中長期手段，讓利率更加市場化。

　　“調準備金率，令銀行無錢可貸，那么企業就只能走向極端的民間借貸。”朱寧說。

　　另外，郭田勇也建議決策者觀念上更加開放。有一種慣性思維認為，一旦放開民間金融業，那些開銀行的私人老板就會亂集資或攜款潛逃，將風險留給政府。其實中國歷史上有非常好的守信用傳統，山西票號和浙江錢莊完全是民間金融，信用極佳。“為什么金融對內放開就不能相信私人資本、民間資本呢？”

　　但朱寧同時認為，溫州民間金融這個樣本體現的一些特點，是非常需要警惕和加以審慎處理的，例如企業聯保一家企業違約，多家企業聯合擔保。

　　“在一定程度上，這是把民間資本借貸的風險擴大化，創造了一個類似歐美銀行業大到倒不得的局面。如果政府不來救我，那么我垮了，就會把溫州整個經濟拉跨。在引導民間金融發展過程中，首先要避免復制這種扭曲的模式。”朱寧叮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