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群體，這是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群體，這個群體很少得到鮮花和掌聲，這個群體的職場生活別有滋味。

　　企業中的會計人，“搖錢樹”還是“犧牲品”

　　劉平詼諧地告訴別人，她的工作就是做夾心餅干的餡。事實上，她是一家大型地方企業的會計。

　　劉平說得不錯。參加工作已有五年的她發現，日復一日的工作，逐漸讓她在理想和現實之間輾轉反側，無處容身。

　　理想是她在多年會計專業的學習中樹立起來的堅定信念。大學四年，她一直將“會計是一項非常神圣的事業。獨立地反映和監督各單位的經濟業務是會計神圣的權力”這句話當作自己未來的職業準則。

　　五年前，她跨入這家企業時，CFO給她上的第一課就讓她深深地對這位老會計人產生了崇敬之情。所有關于如實反映和認真監督，嚴格執行國家財務會計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的培訓，她都牢牢記在心里。她發現，雖然干了一輩子會計工作，她們的CFO依舊保留著理想和激情，在閑聊時，會計們也尊敬地稱呼他“曾老”。

　　然而現實每每令他們扼腕嘆息。她發現，在我國，單位負責人往往對財務與會計方面的知識知之甚少，他們無暇學習，也無心學習。對此，德高望重的曾老也無可奈何。他在培訓中感慨地告訴劉平們：“他們不但不懂得作為單位負責人掌握財務與會計知識的重要性，而且也不懂得尊重、理解和支持會計的工作！”

　　確實，當有領導簽字的條子一張張拿到他們面前來時，當明顯超標到離奇的費用還要報銷時、當莫名其妙的與業務絕無關聯的費用日日增多時，當應收賬款到期，上級指示“先緩緩”的時候，曾老的眉頭一日日蹙得更高。他屢屢向公司領導提抗議，劉平就不只一次地聽到他在總經理室激動的爭吵聲彌漫整個樓道。

　　有一次，公司董事長要求曾老做賬，抹掉一大筆支出以逃稅，他還承諾，事成后給會計部門員工發一筆獎金。曾老臉如寒冰地拒絕了。董事長問曾老：“這個公司是聽你的還是聽我的？”曾老忍不住，大聲質問：“可是您知道么？作為董事長，你是單位會計責任第一人啊！《會計法》不是兒戲的！”

　　過了沒多久，董事長就另選自己的親信來擔任CFO，曾老被迫提前內退。臨離開辦公室前，他語重心長地寫了一封信發給董事長，劉平有幸看到了這封信。

　　“會計人員不是放錢的保險箱，不是要錢的取款機，不是記賬的計算器，不是逃稅的搖錢樹。當會計人員成為單位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犧牲品時，國家大廈的墻角已經岌岌可危。”

　　選擇留下，還是離開？劉平靜靜地思索。

　　行政機關里的會計人，內行常被外行指揮

　　“鑒于原戰略處副處長已經退休，從現在起，副處長由金松同志擔任。”同事們關切的眼光一下紛紛投到了周延身上。周延竭力維持著平靜輕松的表情，雖然眼神已經出賣了他的失望。

　　“外行指揮內行何時休？”周延無奈地在紙上劃，然后小心地涂掉。

　　在別人看來，周延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在財稅機關做會計，這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職業。周延在企業工作的同學曾不只一次向他抱怨：“在企業里我們就是擺設。周延，你不一樣，你工作對口待遇又好，我們真羨慕你。”

　　剛開始，周延也這么想。可是時間越久，他越困惑。機關里好像沒有人需要他的業務，他刻苦鉆研專業知識，但是比不上精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討領導歡心。“領導好像并不關心業務，也不關心部門的學習。他們更擅長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在日記里這樣寫。

　　戰略處的處長是思想政治專業畢業。從部隊轉業后被調來這里作處長。雖然他已經略微了解會計專業的一些常識，但是一旦深入到具體的業務操作，他就很不理解。

　　事實上，金松也是這樣的人。他并非專業出身，業務工作也并不出色。但是他和處長在思想政治工作的配合上非常出色。雖然他們在開會時也經常會說“感謝大家的勞動成果”，但是很明顯，他們更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導意義”。

　　“就是沒有他們咱們單位也能正常運行。”周延曾經向別人抱怨。不幸的是，這抱怨從同事口中傳到了金松耳朵里，接著，處長就知道了。

　　沒有人批評他，但是很明顯，空氣開始逐漸冷淡下來。處長每次開會都有意無意強調，除了專業工作，我們也應該重視思想的改造。

　　本來，副處長5月即將退休，周延和金松都是競爭副處長的有力人選。但是周延知道，他的仕途，可能要遭受一場比較大的挫折。吹捧奉承，他不是不懂，只是做不出來。

　　“小周這人啊，性格比較鮮明。”他屢次聽到處長向別人這樣介紹他。在機關里，這就是“不成熟不穩重”的同義語。

　　果然，這次的副處長職位輪到了金松。雖然周延業務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分數都遙遙領先。

　　不懂政治工作，對于一個會計也是錯誤么？周延屢屢問自己，但是沒有答案。

　　中介機構中的會計人，沉默的“經濟警察”

　　李安從行政機關跳槽到會計中介機構時，心里覺得非常快意。終于可以擺脫原來單位的外行們，在真正的業務世界里探索和遨游。“經濟警察”，李安想，這是一個多么令人自豪的稱呼啊。

　　可是很快，他就發現，除了得到榮譽，他還失去了很多。工作總讓人有危機感，頻繁加班已經讓他和女朋友的關系接近冰點。更可怕的是——很多人都懷疑他們“弄虛作假”，即使他一貫的工作信條就是“誠實守信”。

　　每次面對客戶的苛求時，李安都在思考，不僅僅在思考他所得到和失去的，更在思考這個行業給他們帶來的思想沖擊。他不是奢望把中介機構的會計人重新納入“皇糧國祿”的范疇，而是覺得，既然認為是“經濟警察”，就應該賦予“經濟警察”相應的“責、權、利”。

　　在李安看來，不僅要在法律規范和約束的前提下，通過市場經濟的方式來規范和運作中介會計人行業，更還要通過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來管理中介會計人，要通過法律、法規和規章來明確中介會計人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作用和職能，明確對中介會計人的法律責任和法律保障，而決不能像目前這樣將中介會計人推向社會后不但“好事”無人問津，而且“麻煩事”卻接二連三。

　　“一百多萬吃皇糧拿俸祿的財、稅、審大軍管理了五十多年的財務和會計，查處了五十多年的假賬，做假賬的問題就一直未能根除，為何突然間要把做假賬的責任算到只有區區幾萬人，且從未管過賬，僅是‘查’了二十年賬，不但沒有行政執法權，而且執業要受到許多限制的中介會計人的頭上？”一個同事抱怨。

　　許多同行已經作了“替罪羊”，李安發現。他們承擔了改善投資環境、提供優質服務的重任，但自己的生存環境卻非常惡劣。“社會的誤解，行政的干預，收費的低廉，超人的辛苦”，這曾被他的同行總結為“四大苦”。

　　李安的這位同事也非常贊同他的觀點。由于從業時間久，這位同事對我國中介會計人的苦惱深有感觸。但是他們缺少發言的陣地，他們的沉默導致整個會計中介人聲音的缺失。

　　（本文轉載自《會計師》雜志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