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10月24日通報了原國家統計局辦公室秘書室副主任、副處級干部孫振，原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貨幣金融史研究室副主任、副處級干部伍超明泄露涉密經濟數據案件的查辦情況。經查明，孫振先后多次將國家統計局尚未對外公布的27項涉密統計數據，泄露給證券行業人員；伍超明將其在價格監測分析行外專家咨詢會上合法獲悉的、尚未正式公布的涉密統計數據25項，向證券行業人員泄露224次。

　　事實上，宏觀經濟數據“被競猜”由來已久，尤其是以路透社為代表的境外媒體及相關機構，對我國經濟數據的預測結果幾乎絲毫不差。2008年以來，路透社已經累計7次精確地“猜”對了我國月度CPI數據，成為名副其實的“章魚哥”。

　　我國核心經濟數據屢屢“早產”，不僅讓政府統計部門公信力受到嚴重質疑，而且也給國內金融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對市場的公正性與公平性，構成了巨大威脅與挑戰。

　　當然，經濟數據泄密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驅動，有的利用證券機構從業人員指導其買賣股票、謀取利益；有的通過參加證券機構舉辦的講座、懇談會，獲取高額的講課費；某些官員通過“講座”“指導”等形式，向金融界泄密，獲取不正當利益等，這些不但涉嫌泄密，還涉及腐敗問題。

　　從經濟數據發布體制來講，一些重要數據在發布前，要提前通知諸多部門和個人，不僅有國家領導人，而且也包括宏觀經濟數據制定部門。比如CPI的發布，要涉及國家統計局主管領導、相關統計人員以及提供基礎數據的29個部門。特別是最終數據形成后，要經過多個環節和部門進行傳遞，由于涉及部門和人員多，難免讓數據提前面世。

　　盡管我國已大力推廣無紙化辦公，但紙質文件和報表仍在數據傳遞中作為保留項目被廣泛采用，這無疑為數據泄露提供了方便。在數據公布時間上，從年7月份開始，國家統計局調整統計數據發布方式，將數據發布時間提前。其中，月度統計數據發布由以前的新聞發布會集中發布改為網絡分項發布，這無疑為預防經濟數據泄密提供了保障。

　　實際上，在預防經濟數據泄密方面，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做得比較到位。其發布的“關鍵聯邦經濟指標的編制、公布和評價”，公布機關必須有一崗位能夠提供該機關所有經濟指標的公布時間表，該崗位任職人員的姓名、辦公地址、電話號碼必須提供給公眾，在正式公布之前，公開數據庫不應獲得任何數據或估計。一旦公告材料準備完畢，有關機關須加以封存。

　　而在我國，雖然《統計法》第四十條規定：統計機構、統計人員泄露國家秘密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刑法》第398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保守國家秘密法的規定，故意或者過失泄露國家秘密，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到目前為止，對于泄露國家核心經濟數據行為，多以紀律處分為主，動用“家法”遠遠大于國法，甚至有些數據泄露案件不了了之。

　　有鑒于此，筆者覺得，國家層面首先要精減傳遞環節，盡量減少部門和不必要人員的接觸，從而縮小知情人范圍，盡可能減少泄密風險。其次，借鑒國外經驗，核心經濟數據傳遞要實現電子化，嚴格官員閱覽權限，全程跟蹤數據傳遞流程，以建立起預防體系。此外，要加大對泄密者的懲罰力度，凡涉及核心經濟數據泄密的，一律按律動“刑”，讓泄密者受到法律的嚴懲。